慧庆寺距阊门四五里而遥,地僻而鲜居人,其西南及北,皆为平野。岁癸未、甲申间,秀水朱竹垞先生赁僧房数间,著书于此。先生旧太史,有名声,又为巡抚宋公重客,宋公时时造焉。于是苏之人士以大府重客故,载酒来访者不绝,而慧庆玉兰之名,一时大著。
玉兰在佛殿下,凡二株,高数丈,盖二百年物。花开时,茂密繁多,望之如雪。虎丘亦有玉兰一株,为人所称。虎丘繁华之地,游人杂沓,花易得名,其实不及慧庆远甚。然非朱先生以太史而为重客,则慧庆之玉兰,竟未有知者。久之,先生去,寺门昼闭,无复有人为看花来者。
余寓舍距慧庆一里许,岁丁亥春二月,余昼闲无事,独行野外,因叩门而入。时玉兰方开,茂密如曩时。余叹花之开谢,自有其时,其气机各适其所自然,原与人世无涉,不以人之知不知而为盛衰也。今虎丘之玉兰,意象渐衰,而在慧庆者如故,亦以见虚名之不足恃,而幽潜者之可久也。花虽微,而物理有可感者,故记之。
译文
慧庆寺离阊门有四五里的距离,位置偏僻,附近很少有人居住。寺的西南面和北面,都是平坦的田野。康熙四十二年、四十三年之间,秀水朱彝尊先生租了几间僧人的住房,在这里著书立说。朱先生曾是旧时的太史官,很有名望,又是江苏巡抚宋公的贵客,宋公常常来登门拜访。于是苏州的上层人物由于巡府所看重的客人这层缘故,带着美酒佳肴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于是慧庆寺玉兰的名声,一时间大为著称。
玉兰栽在佛殿的下面,一共有两株,好几丈高,大概有两百多年了。花开时,花朵密集繁盛,看上去就像堆砌的白雪。虎丘山也有玉兰一株,历来被人们称道。虎丘是繁华的游览胜地,游客来往众多,所以那的玉兰花容易出名,其实远远不如慧庆寺的这两株。如果不是朱先生因有太史的名望而成为贵客的话,那么慧庆的玉兰,可能会没有人知道。过了很久,朱先生离开了,寺门白天也是关闭着,不再有人专为看花而来了。
我的寓所离慧庆寺一里多,康熙四十六年的初春二月,我白天闲来无事,独自在野外漫步,便敲开寺门进去。时值玉兰刚开,茂盛繁密与过去并无二样。我赞叹花开花落,自有一定的时节,开谢盛衰的气运机遇各自适应自身的自然规律,原本与人事无关,并不因人对它的知遇与否而决定它的盛衰与否。现在虎丘的玉兰,形神逐渐衰败了,而在慧庆寺的依然如故,由此也可见虚名是靠不住的,而幽居独处潜在厚实的却可以保持久远。花虽然轻微,而所寓含的事物盛衰的道理还有让人可以感悟的方面,所以作文记下来。
注释
阊(chāng)门:苏州城的西北门。
癸未: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甲申: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
朱竹垞(chá):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清初文学家。著有《曝书亭集》。赁(lìn):租。
太史:古代史官称太史。朱彝尊曾被授检讨(史官的一种)之职,入史馆修明史。
宋公:宋荦,字牧仲,号漫堂,又号西陂。康熙年间(1662—1722)累擢江苏巡府,以清节著称,官至吏部尚书,能诗善画,诗与王士祯齐名。著有《西陂类稿》、《沧浪小志》、《绵津山人诗集》等。重客:贵客。
造:登门拜访。
虎丘:在苏州阊门外,为苏州游览胜地之一。相传吴王阖庐葬此,名胜古迹有虎丘塔、云岩寺、剑池、千云石等。
杂沓(tà):众多杂乱的样子。
丁亥: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
曩(náng):昔,以前。
气机:气运。
恃(shì):凭靠。
幽潜:指幽居避世。
物理:事物盛衰的道理。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这篇文言文在写“慧庆寺的兰花”时,特意提到了“虎丘的玉兰花”,目的就是进行对比。第一处是用“虎丘的兰花”因地处繁华之地容易得名和“慧庆寺的兰花”因地处偏僻之地而不为人知来对比;第二处用“虎丘的兰花”“ 意象渐衰”和“慧庆寺的兰花”“ 茂密如曩时”来对比,以此来表达作者的观点和情感。明为写花,实际上是写世事的不平:庸劣者因居“繁华之地”而易得名,俊杰者以“地僻而鲜居人”却几被埋没。文章末尾以虎丘玉兰“意象渐衰”而慧庆寺玉兰盛如曩昔,揭示出“虚名之不足恃,而幽潜者之可久”的道理,既表明了作者对美好事物被弃置的感慨,更表现他努力发现美好事物的热情。写得耐人寻味,读来发人深思。
作者从慧庆寺兰花的遭遇,感受到人世的道理,联想到那些庸劣者以地位权势而高举,俊杰者以不得其地势而埋没的现实,指出了“虚名之不足恃,而幽潜者之可久也”的道理,借写花来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之气,更表现他努力发现美好事物的健康上进的热情。这不只是写了一个被压抑的狂士才子对于自然山水的感受,更写出“这一个”举世皆弃而又不甘消沉的灵魂。它并不是将读者引向宁静的福地洞天,而是促使人们积极向上,去作美的追求。
参考资料: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晚号栲栳,晚年号称南山先生。死后,讳其姓名而称之为“宋潜虚先生”。又称忧庵先生。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榜眼。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赵申乔,据《南山集·致余生书》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迹,参戴名世 “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敬之戒”由是,《南山集》案发,被逮下狱。五十三年三月六日被杀于市,史称“南山案”,戴名世后归葬故里,立墓碑文曰“戴南山墓”。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丙寅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头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褒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古之传者有言: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曰:“以封汝。”周公入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于唐。
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邪,周公宜以时言于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从而成之邪?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亦将举而从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
吾意周公辅成王,宜以道,从容优乐,要归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又不当束缚之,驰骤之,使若牛马然,急则败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号为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