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八月的芦苇和江边的浪花都是白色的。
北风吹着候风器,谁才是浔阳的客人呢?
雨后天晴,鸬鹚在山头停留,扬州的外城晚上生出潮水。
行路之人晚上住在金陵的小岛上,可以听到沙滩边大雁的鸣叫。
注释
刘昱(yù):作者的友人。
苇(wěi):芦苇。李时珍《本草纲目》:“苇之初生曰葭,未秀曰芦,长成曰苇。”
浪头:掀起的波浪。
五两:古代的候风器,用鸡毛五两(或八两)系于高竿顶上而成。
浔(xún)阳:地名,今江西省九江市的古称。
鸬鹚(lú cí):一种鸟,也叫水老鸦、墨鸦、鱼鹰,属于鹈形目鸬鹚科。
郭:外城。
金陵:今江苏南京的古称。
渚(zhǔ):水中的小块陆地。
参考资料:
这是一首送别诗。诗在有情无情之间,着笔淡永,但也并不是敷衍应酬。
诗一开头,就以景衬情,渲染了离别的气氛:“八月寒苇花,秋江浪头白。”八月秋意凉,岸边的苇花是白色的,江中的浪头也是白色的,再加上秋风瑟瑟,于是,浪花借助风力打湿苇花,苇花则随风而扑向浪花,两者似乎浑然一“白”了。这“白”,不是严冬霜雪之白,也不是三春柳絮梨花之白,而是凉秋八月之白,既不绚烂,也不凛烈,而是素净萧疏。此诗将芦花与秋江浪花联想在一起,让人感受到一片雪白的情境之中,纯洁的友情之爱白浪滔天——那种“芦花一白万顷雪”的情景之美,也就构成了雪花一样翻腾的江水了。其时,北风吹动船桅上的“五两”,似乎在催赶着离客。“浔阳客”,表明了船的去处。浔阳,在镇江的西南方,北风恰是顺风。看来,船就要趁好风而开动了。那么,“谁是浔阳客?”当然是刘昱,这一点,诗人明白,读者也明白。然而诗却故意用设问句式,使文气突起波澜,增强了韵味。八月风高,苇寒浪白,谁也不会愿意风行水宿。眼前刘昱偏偏要冒风波而远去浔阳,因而“谁是”一问,言外之意,还是希望刘昱且住为佳。诗心至此而更曲,诗味至此而更永。
可是刘昱究竟是留不住的。北风吹着五两,何况雨止潮生,又具备了扬帆启碇的条件。“鸬鹚山头微雨晴,扬州郭里暮潮生”,这两句并不是泛泛写景,而是既暗示离客之将行,又补点出启行的地点(鸬鹚山当在镇江一带,其地已不可考)。而诗由此也已从前面的入声十一陌韵而转用八庚韵,给人以清新之感,与这两句所表现的秀丽景色是十分和谐的。于是,刘昱在这风高潮涨雨霁天晴之时走了。诗人伫立凝望着远去的客船,不禁想道:今宵客船会在哪里夜泊呢?“行人夜宿金陵渚,试听沙边有雁声。”一般送客诗,往往易落入送别时依依不舍,分别后惆怅独归这一窠臼,而李颀却把丰富的想象力运用到行客身上,代行人设想。身在此,而心随友人远去。后来北宋柳永《雨霖铃》词中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用的也是这种手法。诗人推想刘昱今夜大概可以停泊金陵江边了,那时,耳边会传来一阵阵凄凉的雁叫声。苇中有雁,这是常见的,因而诗人由镇江江边的芦苇,很容易联想到雁。但仅仅这样理解还不够。雁是合群性的禽鸟,夜宿苇中也是群栖的,群栖时一般不发声,如果发出鸣声,那一定是失群了。刘昱单身往浔阳,无异于孤雁离群,那么夜泊闻雁,一定会联想到镇江的那些朋友,甚或深悔此行。“试”字,即暗含比意。反过来,留着的人都思念刘昱,这就不必说了。末句既以“雁”字呼应芦苇,又从雁声发生联想,委婉蕴藉,毫无显豁呈露之气,别有一番情味,开后来神韵之风。
此诗虽然是一首古体诗,但在古拗中时有律句,在散漫中夹带对偶,丰富多姿。如第一段头两句都是拗句,而第三句用律句;第二段四句七言诗,除第一句是连下五个平声字的拗句外,其余三句都是格律严整的律句,与七律仄起式的第二、三、四句平仄格律全同,在声律上兼有铿锵顿挫的音乐感、柔和婉谐的美感。再如“鸬鹚山头微雨晴,扬州郭里暮潮生”两句,在前后一片散漫之中,突然插入工整的对偶句,正所谓“于局势散漫中求整饬”(《说诗晬语》),错落有致,别具一格。在声韵与情境的配合方面,第一段用节拍急促的五言诗,配以短促的入声韵,抒写临别时激烈的情怀;第二段,情境由激烈转为舒展,声韵也随之转换,变五言为七言,化急节为慢声,配上悠扬的平声韵,更显情深意切。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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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