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争夺功名像马车下坡,谁能看破它的惊险? 昨天还是翰林院的大臣,今天就遭遇了灾祸。怎么能和我避开官场的风波,走在安乐的地方相比呢?
注释
清江引:曲牌名。南曲属仙吕入双调;北曲又叫《江儿水》,属双调。五句。字数定格为七、五、五、五、七。多用为小令。
参(cān)破:佛家语,其意即看破、看透。
玉堂:汉代宫殿的名称,此处指翰林院。
争:怎。
贯云石在任翰林学士期间,对朝廷险恶的政治斗争有深刻的了解。他在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 “称疾辞还江南”,结束官场生涯,即为此故。此曲则是贯云石于公元延祐二年(1315年)辞官之后隐居杭州时期所作。
“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起得很有气魄,开门见山,向迷恋仕途的人提出了严重警告:你们知道吗,在仕途上追逐功名利禄的人如同坐在一辆载重的下坡车上一样,随时可能摔得车毁人亡,个中危险谁看破了。首句运用比喻,准确切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紧接的三句全是为首句作注脚。第二句“惊险谁参破”,实际意思是说谁也没有参破。为了让这些迷恋官场的痴人惊醒,三四句就用事实来说话:“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 ”两句十个字,是充满血和泪的总结,是对元代官场的险恶的真实概括。贯云石的祖父阿里海涯是元初平宋统一全国的重要功臣之一。公元1286年在授给他高官后不久,元世祖忽必烈“遣要束木钩考荆湖行省钱谷”(《元史·世祖本纪》),要从“贫贿”入手整垮这位开国功臣,他被逼自杀了。桑哥主持朝政, 百官动辄得咎,他“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而杀之。”和贯云石同朝为官的权臣铁术迭儿,“蒙上罔下,蠢政害民”、“恃其权宠,乘间肆毒,睚眦之私,无有不报”(《元史奸臣传》),将不少正直的官员杀害了。这是全曲的第一层意思,写官场的险恶,虽占篇幅较多,但还不是作品的主旨所在。
“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是第二层;点明全曲主旨。“风波”:指“竞功名”的政治生活。宋代邵雍曾隐居河南苏门山中,题所居为“安乐窝”。后世遂以安乐窝代指隐居安逸的生活。全句说,这一切怎么比得上我躲避政治斗争、辞官归隐。全曲集中笔昙描绘“竞功名”的危险,是为了同“安乐窝”的生活构成鲜明对比。同“玉堂臣”比,隐逸生活是闲适美好的;同“遭残祸”比,隐逸生活是安全幸福的。这样描写,就使作品所肯定的生活具有强烈的吸引人的力量。
这首散曲在艺术上的鲜明特点是把歌颂隐逸生活同大胆揭露官场险恶结合起来写,语言泼辣,道理透彻,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批判力量,抵消了消极情调,显示出豪迈的风格。▲
贯云石(1286~1324) 元代散曲作家。字浮岑,号成斋,疏仙,酸斋。出身高昌回鹘畏吾人贵胄,祖父阿里海涯为元朝开国大将。原名小云石海涯,因父名贯只哥,即以贯为姓。自号酸斋。初因父荫袭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让爵于弟,北上从姚燧学。仁宗时拜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不久称疾辞官,隐于杭州一带,改名“易服”,在钱塘卖药为生,自号“芦花道人”。今人任讷将他的散曲与自号“甜斋”。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予弱冠之年,随牒江东漕闱,尝与友人暇日命酒层楼。不惟钟阜、石城之胜,班班在目,而平淮如席,亦横陈樽俎间。既而北历淮山,自齐安溯江泛湖,薄游巴陵,又得登岳阳楼,以尽荆州之伟观。孙刘虎视遗迹依然,山川草木,差强人意。洎回京师,日诣丰乐楼以观西湖。因诵友人“东南妩媚,雌了男儿”之句,叹息者久之。酒酣,大书东壁,以写胸中之勃郁。时嘉熙庚子秋季下浣也。
记上层楼,与岳阳楼,酾酒赋诗。望长山远水,荆州形胜,夕阳枯木,六代兴衰。扶起仲谋,唤回玄德,笑杀景升豚犬儿。归来也,对西湖叹息,是梦耶非?
诸君傅粉涂脂,问南北战争都不知。恨孤山霜重,梅凋老叶;平堤雨急,柳泣残丝。玉垒腾烟,珠淮飞浪,万里腥风送鼓鼙。原夫辈,算事今如此,安用毛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