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地面上小草泛着嫩黄的暖色,虽然天空中的云显得那样的灰暗,可是却挡不住春天的生气勃勃。这时飞絮迎面扑来,轻轻的从我脸颊上滑过,好像是在安慰我,并为我送行。
我曾经说过,自己要像刘邦斩白蛇用的宝剑一样,能够做出一番事业,可我还一事无成,却决心要飞走了。走就走,为何还要让我带着病身辞官回乡,难道你们真的以为我病了吗?
注释
权璩:字大圭,唐代文学家权德舆之子。杨敬之:字茂孝,唐代文学家杨凌之子。
云昏:犹云灰暗貌。唐高适《蓟中作》:“边城何萧条,白日黄云昏。”
宫花:从宫苑飘出的飞花,此处犹言柳絮或杨絮,也暗指朝廷。
汉剑:指传说中汉高祖刘邦斩白蛇之剑,作者自喻。
何事:为何,何故。病身:体弱多病之身。当时李贺以病辞奉礼郎官,回归昌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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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出城寄权璩杨敬之》诗为李贺入京考进士不中而归后感寄权璩、杨敬之二友之作。李贺是中唐时代颇有才气名望的诗人,但因唐人应试,极重家讳。李贺父亲名“晋肃”,“晋”、“进”同音,李贺终于被迫放弃了考进士的权利,罢考而归。
参考资料:
李贺辞官正值青春才华横溢之时,他对自己的前程抱着无限的希望。谁知遭罹无缘无故的沉重打击,内心的愤慨是可以想见的。他的这首诗和另一首题为《出城》的诗便集中反映了他当时凄哀的心境。
诗的开头两句“草暖云昏万里春,宫花拂面送行人”,写诗人离京的季节和环境。诗人于元和五年(810)冬赴考,元和六年(811)春不第而返。“草暖”、“春”、“宫花”用来告示人们,春事已至,万里和融,京城之中也是春意盎然,一派迷人的景象。诗人此刻因“不第”而心意悲伤之极,但偏用如此美景相衬,这就愈加显出内心的痛苦。这种以乐景写哀的手法,比纯粹以悲景写哀,更有感染力,是辩证法在艺术上的体现。首句中的“云昏”和前两句的乐景不相协调,在这柳绿花红的背景之上,应有轻云、淡云相配才是。作者以“云昏”参互其间,其意颇深。首先,“云昏”可以看成为作者当时沮丧心绪的形象写照,是诗人心灵的外化表现。周围的一片喜人的春色,那是用来昭示其他参试并取得成就的考生的内心世界的。他们仕途得意,心花怒放,正同这浓郁的春色有着相类似之处。而自己从此断绝了仕进,犹如大片昏云当头,不见前路。其次,“云昏”还可视为奸人从中作梗,阻碍了李贺的应试。在古诗中以云喻奸佞的说法很为流行,如李白即有“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的名句。如果“云昏”喻奸人捣乱,那么就可把诗中有关春色的描摹看成李贺对自己原本应有的考试结果的高度自信的形象说法。那暖草,那宫花,那春色本来是属于自己的,可恨这昏云覆盖了大地,一切均化为子虚乌有,前程也就落空了。
诗的后两句“自言汉剑当飞去,何事还车载病身”,意为:我曾立志要像汉剑一般破屋而飞,为国建功立业。可是为什么这个愿望不得实现,只好坐上车儿往家乡载回这多病的身子。“汉剑”,是指汉高祖刘邦的剑。传说在晋惠帝的时候,武库失火,这柄宝剑从库内破屋飞去。显然,诗人是将己喻剑了。他多么希望能像飞剑一样砍削邪恶,匡扶正义,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在李贺诗中,随处可见他咏剑赞剑之句,经检索有三十一句之多。如“剑光照空天自碧”(《秦王饮酒》),“莫嫌剑光冷”、“能持剑向人”(《走马引》),“唐剑斩隋公”(《马诗二十三首》其十六),“神剑断青铜”(《王濬墓下作》),“忧眠枕剑匣”(《崇义里滞雨》),“古剑庸一吼”(《赠陈商》),“临歧击剑生铜吼”(《开愁歌》),“剑龙夜叫将军闲”)《吕将军歌》),“剑如霜兮胆如铁”)《白虎行》)等等。在这些诗句中,作者或以剑眠喻示自己心志的沉滞,或以剑吼比作自己当冲决阻遏,或以剑飞隐含自己应建立功勋。可以说剑的形象在诗人笔下已穷形极态,被状摹得具有人的灵性和精神了。此诗中“当飞去”的剑的形象,便是其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例。
人们常说李贺的诗作具有“虚荒诞幻”的特色(杜牧《李长吉歌诗叙》)。如果和此诗对照,便同样可以找到这个特点,如“自言汉剑当飞去”句即是。“汉剑飞去”原只是《异苑》一书中的传说故事,本不为确信之事。但李贺偏偏采撷入诗,以剑飞喻志遂,就使全诗在写实的基础上融进了极度浪漫的成分。剑本不能飞,言剑能飞跃而起,实属虚构和想象,以这种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意象入诗,便充分体现了李诗“虚荒诞幻”的特点。正如李贺称韩愈的诗作有奇崛的特色,即“笔补造化天无功”(《高轩过》)一样,他本人的诗作同样也是出奇制胜,充满了怪谲的气氛,甚至连天地也都为之而折服。在李贺的这首早期诗作《出城寄权璩杨敬之》中,虚荒诞幻的特色得到如此充分的体现,遂为李贺以后的创作奠定了风格上的基调,这一点是不能不指明的。
参考资料:
李贺(约公元790年-约817年),字长吉,汉族,唐代河南福昌(今河南洛阳宜阳县)人,家居福昌昌谷,后世称李昌谷,是唐宗室郑王李亮后裔。“长吉体”诗歌的开创者,有“诗鬼”之称,是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相齐名的唐代著名诗人。著有《昌谷集》。李贺是中唐的浪漫主义诗人,与李白、李商隐称为唐代三李。有“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之说。李贺是继屈原、李白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颇享盛誉的浪漫主义诗人。李贺长期的抑郁感伤,焦思苦吟的生活方式,元和八年(813年)因病辞去奉礼郎回昌谷,27岁英年早逝。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