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长江好似已经滞流,在为我不停地悲伤。万里远游之人,思念着早日回归。
何况是高风送秋的傍晚时分,深山重重,黄叶在漫山飘飞。
注释
滞(zhì):淹留。一说停滞,不流通。
万里:形容归程之长。念将归:有归乡之愿,但不能成行。
况属:何况是。属:恰逢,正当。高风:山中吹来的风。一说即秋风,指高风送秋的季节。
参考资料:
这首抒写旅愁乡思的小诗,诗人在寥寥二十个字中,巧妙地借景抒情,表现出了一种悲凉浑壮的气势,创造了一个情景交融的开阔的意境。
第一句是主观化地写景:“长江悲已滞”。长江不会有悲感,有悲感的是诗人;长江日夜奔流不息,并无半点停滞,认为它滞重不畅的也是诗人。诗人为什么会有此感觉?第二句就清楚地说了出来:“万里念将归”。原来,他远离家乡滞留于此地山中已太久太久。“万里念将归”直接抒情,点明自己身在他乡,想到盼望已久的万里归程而深深感叹。“万里念将归”,似出自宋玉《九辩》“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句。而《九辩》的“送将归”,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为送别将归之人;一为送别将尽之岁。至于这句诗里的“将归”,如果从前面提到的《羁游饯别》、《别人四首》以及《王子安集》中另外一些客中送别的诗看,可以采前一解释;如果从此诗后半首的内容看,也可以取后一解释。但联系此句中的“念”字,则以解释为思归之念较好,也就是说,这句的“将归”和上句的“已滞”一样,都指望远怀乡之人,即诗人自己。但另有一说,把上句的“已滞”看作在异乡的客子之“悲”,把这句的“将归”看作万里外的家人之“念”,似也可通。这又是一个“诗无达诂”的例子。“悲”、“念”二字,是全篇之“眼”,直接抒发怀念故乡而不得归的悲愁情绪。诗的前两句中“长江”和“万里”是从空间上表述自己远在外地他乡,归家的路途遥远。“已滞”和“将归”是从时间上表明诗人长期滞留他乡,还没有归去。
从字面上看“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这两句单纯是写景,但其实是通过写景,表达自己内心因思乡而凄楚的心情。诗人在山中望见了秋风萧瑟、黄叶飘零之景,这些既是实际的景物描写,同时表现诗人内心的萧瑟、凄凉。正因为诗人长期漂泊在外,所以内心因为思念家乡而分外悲凉,诗人又看到了秋天万物衰落的秋景,这就更增添了他思乡的愁绪。此二句没有一个直接表现感情的字眼,但渗透了诗人浓厚的感情。这里的秋天景色,兼寓“比”、“兴”之意。从“兴”的作用来看,在这样凄凉萧索的环境中,诗人的乡思是难忍和难以排解的。从“比”的作用看,这萧瑟秋风、飘零黄叶,正是诗人的萧瑟心境、飘零旅况的象征。这两句可能化用了宋玉《九辩》中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诗意,却用得没有模拟的痕迹,又使读者增添一层联想,对诗的意境起了深化作用。就整首诗来说,这两句所写之景是对一二两句所写之情起衬映作用的,而又有以景喻情的成分。当然,这个比拟是若即若离的。同时,把“山山黄叶飞”这样一个纯景色描写的句子安排在篇末,在写法上又是以景结情。南宋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这首诗的结句就有宕出远神之妙。
从通篇的艺术构思来看,诗人采用了“兴法起结”的艺术手法。一下笔便借景兴情,结尾处又以景结情,把所要抒写的思想感情融入一个生动、开阔的画面中,让读者从画中品味。这样,便收到了语虽尽而思绪无穷的艺术效果。该诗首尾三句写景,第二句抒情叙事,采取景情景的结构。由于情在诗结尾处藏于景中,所以《山中》的意境含蓄而耐人寻味。
参考资料:
这首诗创作于公元672年(唐高宗咸亨二年),是王勃旅蜀后期时的作品。王勃被逐出沛王府后,无所事事,本想借着蜀地山水名胜以消解胸中的积愤。实际上,南国物候也为诗人增添了不少的乡思和烦忧。
参考资料:
这是一首抒写旅愁归思的诗,大概作于王勃被废斥后在巴蜀作客期间。
诗的前半首是一联对句。诗人以“万里”对“长江”,是从地理概念上写远在异乡、归路迢迢的处境;以“将归”对“已滞”,是从时间概念上写客旅久滞、思归未归的状况。两句中的“悲”和“念”二字,则是用来点出因上述境况而产生的感慨和意愿。诗的后半首,即景点染,用眼前“高风晚”、“黄叶飞”的深秋景色,进一步烘托出这个“悲”和“念”的心情。
首句“长江悲已滞”,在字面上也许应解释为因长期滞留在长江边而悲叹。可以参证的有他的《羁游饯别》诗中的“游子倦江干”及《别人四首》之四中的“雾色笼江际”、“何为久留滞”诸句。但如果与下面“万里”句合看,可能诗人还想到长江万里、路途遥远而引起羁旅之悲。这首诗的题目是《山中》,也可能是诗人在山上望到长江而起兴,是以日夜滚滚东流的江水来对照自己长期滞留的旅况而产生悲思。与这句诗相似的有杜甫《成都府》诗中的名句“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以及谢脁的名句“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这里,“长江”与“已滞”以及“大江”与“游子”、“客心”的关系,诗人自己可以有各种联想,也任读者作各种联想。在一定范围内,理解可以因人而异,即所谓“诗无达诂”。
次句“万里念将归”,似出自宋玉《九辩》“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句,而《九辩》的“送将归”,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为送别将归之人;一为送别将尽之岁。至于这句诗里的“将归”,如果从前面提到的《羁游饯别》、《别人四首》以及《王子安文集》中另外一些客中送别的诗看,可以采前一解释;如果从此诗后半首的内容看,也可以取后一解释。但联系此句中的“念”字,则以解释为思归之念较好,也就是说,这句的“将归”和上句的“已滞”一样,都指望远怀乡之人,即诗人自己。但另有一说,把上句的“已滞”看作在异乡的客子之“悲”,把这句的“将归”看作万里外的家人之“念”,似也可通。这又是一个“诗无达诂”的例子。
三四两句“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写诗人在山中望见的实景,也含有从《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遥落而变衰”两句化出的意境。就整首诗来说,这两句所写之景是对一二两句所写之情起衬映作用的,而又有以景喻情的成分。这里,秋风萧瑟、黄叶飘零的景象,既用来衬映旅思乡愁,也可以说是用来比拟诗人的萧瑟心境、飘零旅况。当然,这个比拟是若即若离的。同时,把“山山黄叶飞”这样一个纯景色描写的句子安排在篇末,在写法上又是以景结情。南宋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这首诗的结句就有宕出远神、耐人寻味之妙。
诗歌在艺术上常常是抒情与写景两相结合、交织成篇的。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作诗本乎情、景。……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这首诗,前半抒情,后半写景。但诗人在山中、江边望见的高风送秋、黄叶纷飞之景,正是产生久客之悲、思归之念的触媒;而他登山临水之际又不能不是以我观物,执笔运思之时也不能不是缘情写景,因此,后半首所写之景又必然以前半首所怀之情为胚胎。诗中的情与景是互相作用、彼此渗透、融合为一的。前半首的久客思归之情,正因深秋景色的点染而加浓了它的悲怆色彩;后半首的风吹叶落之景,也因旅思乡情的注入而加强了它的感染力量。
王勃还有一首《羁春》诗:“客心千里倦,春事一朝归。还伤北园里,重见落花飞。”诗的韵脚与这首《山中》诗完全相同,抒写的也是羁旅之思,只是一首写于暮春,一首写于晚秋,季节不同,用来衬托情意的景物就有“落花飞”与“黄叶飞”之异。两诗参读,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诗人的感情并领会诗笔的运用和变化。
本节内容由匿名网友上传,原作者已无法考证。本站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王勃(649或650~676或675年),唐代诗人。汉族,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世称“初唐四杰”,其中王勃是“初唐四杰”之首。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八月,自交趾探望父亲返回时,不幸渡海溺水,惊悸而死。王勃在诗歌体裁上擅长五律和五绝,代表作品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主要文学成就是骈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堪称一时之最,代表作品有《滕王阁序》等。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