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同客人带酒登山,长江水倒映着秋天景物的影子,大雁刚刚从这里飞过。人活在世上难遇一次开心欢笑的时候,趁年轻时头插满菊花玩个痛快回来。
以大醉来酬谢重阳节日之景,朝着高耸入云的山登高,用不着去怨太阳快落山了。古往今来有谁不老死,数不清啊,没有必要像齐景公登牛山触景生情而哭泣。
注释
定风波:词牌名,唐教坊曲名,后用作词牌,为双调小令。一作《定风波令》,又名《卷春空》、《醉琼枝》。格律以六十二字,上片五句三平韵,二仄韵,下片六句四仄韵,二平韵,即欧阳炯所做格律为正体,另有七种变体。
重阳:即重阳节。
携壶:带酒。翠微:青翠掩映的山腰幽深处。
涵:容纳,倒映。
初:第一次,刚刚。
尘世:人间。
酩酊(mǐng dǐng):沉醉,大醉。但:只是。酬:酬谢。
云峤(qiáo):耸入云霄的高山。
登临:登山临水。
斜晖:夕阳。
多少:数不清。
牛山:在今山东省淄博市。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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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片,以景入情,描叙登高赏菊,饮酒言欢的情景。“与客携壶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飞”,开头两句点明“上翠微”的行踪,描绘“江涵秋影”与“雁初飞”的两幅画面。触景生情,便迅速推出“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的三句人生箴言。趁着这大好的年华、大好的秋光大笑,插黄花。上片即花生情,也为过渡到下片暗示了一笔。
下片,由即花生情进入到写以酒助兴。饮酒抒情,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文化,称之为“酒文化现象”,苏轼也不例外。“酩酊但酬佳节了,云峤,登临不用怨斜晖”。写把酒临风,喝个痛快是为了酬谢佳节。登山临水,同样也是为了酬谢佳节。即使夕阳快落山了,也用不着愁怨。夕阳是自然界中“无限好”的景致,自然人生“夕阳”也应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直言人的衰老死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杜牧含蓄地说人生“只如此”,而苏轼则直言不讳人生“谁不老”。尤其词的最后引齐景公泣牛山的故事,传情达意,精炼入微,可谓妙笔。
全词,以景入情,即景生情。苏轼虽然感叹世事多艰,但是不消沉,不伤感,充分显示了苏轼对世事、人生短暂的恬淡达观的胸襟。
参考资料: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