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骑在马上一往情深地忆起旧游,啊!那条映照花丛浸润翠竹的小溪流。还有那溪边罗幕里的钿筝和晃动的玉搔头。
披星戴月地出门离家已经太久,又怎堪离别的相思又经一秋!晚风萧瑟。斜阳惨淡,令人不胜悲愁。
注释
旧游:旧时的游客或游侣。
钿(diàn)筝句:钿筝,嵌金为饰之筝。筝,古代弦乐器。罗幕,帷帐。玉搔头,即玉簪。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自此后宫人搔头皆用玉。”
早是:与韦庄《长安清明》诗:“早是伤春梦雨天,可堪芳草更羊芊。”句式相同。
可堪:那堪,怎能经受得住。分袂,分手。袂(mèi), 衣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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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词录自《花间集》,写一位行役之人旅途中追念旧游的情怀。
上片写旧日景致,幽雅缱绻,点明旧游景致之美,人之娇艳,引入对旧游情境的回忆。
“马上凝情忆旧游”。一位游子离乡远行,鞍马劳顿之际,他凝神远想,情寄旧游。这个开头领起下文,对抒情主人公的生活状况、感情色彩、想念的对象,都作了概括的描述,笔墨简练省净,既规定了词的下文所将叙写的情事,也为全词创造了深沉哀伤的感情基调。
“照花淹竹小溪流,钿筝罗幕玉搔头。”二、三句承“忆旧游而来,追想旧游之地和旧游之人。这两句,前句写自然环境,后句写人及情事,都是侧面着笔,以虚涵实,描绘出了诗情画意的生活片断,非常真切。上句写了三个自然事物,各用一动词来刻画,且写花、竹,避实就虚,不直接进行描写,而是写其被澄明的溪水所反照、所浸渍的情形,倍觉姿态摇曳,灵动有味;那一片甜润温馨、深挚缱绻的依恋之情,更是油然溢出纸外。下句写人、地、乐器,叠用三名词,但所在地的环境,人物的美貌,尽形毕态,跃然纸上;赏心乐事,难以忘怀。
下片写别后情况,渲染出一位在晚风斜阳中充满忧愁的旅客形象,极言旅途之劳顿与别后思念之情。 [5] “早是出门长带月,可堪分袂又经秋。”过片承“马上”,叙写与旧游分离以后的浪迹情景。别后常是披星戴月,辛劳奔波,忽忽又已经年。行役已艰辛备尝,更难堪分别日久的相思之苦。“早是……可堪……”,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已是……哪堪……”的句式,具有递进、加倍的作用,与上片“旧游”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照,比较之下,显然见得在外漂泊的艰辛与浪游人的哀伤情绪。
“晚风斜日不胜愁。”结句再作渲染。晚风萧瑟,斜阳惨淡,游人对着这寂寞苍凉的景色,不禁触目伤情,愁绪无穷。词至这里,既回应了开头情境,使首尾相贯,浑然一体,又借苍茫暗淡的暮色,将无形的愁思衬出,收到语深意长、含蓄不尽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按其内容来说,是典型的香艳词了。但作者却将男欢女爱、卿卿我我这样的情事有意淡化,而着重写两颗心灵的追忆与呼唤,这就使香艳词脱离了脂粉气,男欢女爱的感情得到了升华与净化,风格也显得清俊明秀,空灵透脱,疏中有密,跌宕多姿。
词是抒发追忆旧游的感情,表现上却纯用叙述手法。全词通过精心选择、描述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场景,事中见意,景中含情,使词画面鲜明而情味浓郁;再者,以首句领起全词,照管上下片,前后呼应,起承转合,脉络分明,构思精巧,结体颇具匠心,堪称“章法极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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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